在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地球上的亿万生灵当中，为什么唯独我们人类能够过上衣食富足的生活呢？我们人类的经济繁荣到底又是因何而来呢？既然是“人类之旅”，我们就从这趟旅程的“起点”开始讲。
其实把人类和其他的物种区分开的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的演化。但是我们人类的大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带来什么优势。因我们人类的大脑有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在于耗能，大脑只占我们体重的2%，但是它耗掉了人体20%的能量，这个消耗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头大，头大带来一个问题是难产。
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缺陷，那大脑又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呢？关于这一个问题有这么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生物学解释。达尔文当年对孔雀的尾巴产生了很大的困惑，我们知道达尔文在讲述进化论的时候，他一直想不清楚为什么孔雀会演变出那么漂亮的大的尾巴。这个尾巴虽然很大，也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但是它可以向雌性的孔雀展示自己生存能力很高。“你看，我有这么大的尾巴我都能活下来，那说明我的基因很强大。”可能大脑早期也有这个功能。
第二种假说是社会假说，它强调了人类本身的特殊性。社会假说认为人类社会的结构越来越复杂，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更多地开展合作，需要竞争，需要发展各种贸易。我们人类也就开始发展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能力，比如游说的能力、语言的能力……我们人类社会的这种复杂结构就让聪明的大脑更容易生存。
那么还有一种文化假说，它强调的是我们人类的大脑吸收和储存信息的能力比较强。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把知识代代相传。其他动物虽然也很厉害，但是它们都是根据当时的环境调整自己的生物学特征，然后逐渐适应环境的。所以其他动物适应环境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人类的大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存储在大脑里，一旦我们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信息给调度出来，就使我们养成更容易适应新环境的偏好和文化。所以在长达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当中，我们人类逐渐地发展壮大。
人类的起源地据说在非洲。在这么多我们这么聪明的祖先的发展过程中，非洲逐渐变得非常拥挤。于是我们祖先中有一部分人就开始想着离开非洲，到其他的大陆上去。大概在六万到九万年前，我们智人就走出了非洲，然后开启了一场伟大的迁徙之旅。最终大概在一万两千年前，我们的智人祖先经历了一次剧烈的转型，开始从游移的状态转向了定居的生活方式，这就是著名的农业革命。
农业文明使得我们人类在艺术、科学、写作还有技术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还在这个过程里驯化了大量的动植物，形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贸易和社会结构。我们人类看起来迎来了文明的曙光。
事实上，农业革命在有些学者看来可能是非常悲惨的。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他就认为农业革命它是一桩什么呢？就是人类偶然跳进去的骗局。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必要经过农业革命，在过去的长达250万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人类基本上都是靠着狩猎、采集为生的。我们人类长时间地游荡在各个大陆上，那么直到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生活方式才发生大幅的改变，才开始全心全意地去照料那几种特定的植物，比如说我们驯化了小麦。这就是所谓的农业革命。
那么赫拉利告诉我们，其实也可能不是我们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了我们。小麦非常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全球最成功的植物，而人类把谷物作为主食的过程中，其实患上了很多疾病。因为我们这时候所摄入的热量和食物的种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人被固定在农田上面，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就会导致数百万人的大饥荒。人类为了这种有限的资源，在农业社会当中就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在当时，暴力、战争是非常常见的。
事实上，尤瓦尔·赫拉利所讲的农业革命这种很悲惨的情况，就是我们经济学家所谓的人类掉进了马尔萨斯陷阱，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经济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马尔萨斯他是一个人，生活在18世纪的后半期到19世纪的上半期。他是一个英国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在1798年，马尔萨斯匿名发表了一本书叫《人口论》。在这本小册子里面，他提到了一个人类悲惨的前景，就是人类长时间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的贫困陷阱。那么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马尔萨斯是这么来讲他的理论的。他说我们人类面临着两个困境。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增长，也就是生活资料的增长，它是一个算术级的增长，是从1增长到2，然后2增长到3……这样一个速度在增长。但是他认为我们人类自身的增长，就是人类的繁衍速度，是远远大于我们这种食物的增长速度的。人类的繁衍是从1变2，2变4，4变8，这样的一种几何级数的增长。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想见，无论食物的丰富程度是怎么样的，但是最终都赶不上人类自我繁衍的速度。
马尔萨斯他对人类前景的描述，使得我们经济学蒙受了“令人忧郁的科学”这样一个外号。那我们现在把马尔萨斯陷阱讲得再通俗一点。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小村子里边，这个小村子里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谷物、养的这些牲畜，仅仅可以供1000个人在里面生活。但是突然有一天，那个一直整天不事生产，爱琢磨东西的小帅，发明了一种犁地的犁头，这个犁头可以大大提高我们耕地的效率。一下子，现在我们这个村子里生产出来的粮食就不仅仅可以供前面1000个人生活了，它可以使得2000个人生活在这个村子里都没有问题。现在，我们村子里就有了更多的食物。
那么马尔萨斯说，我们人类有了更多的食物之后，有什么偏好呢？和所有的动物一样，我们人类也要繁衍自己，争取更多的我们的后代能够生存下来。于是，接下来的一代人生育率就上升了。那么几代人之后，我们这个村子里的生活水平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其实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呢？原来的生活资料虽然只够1000个人生活，但是村子里就只有1000人。现在你的生产效率是提高了，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了，可是人也变多了，2000个人去分，所以我们的生活水平和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再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学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假如说，我们村子里有个叫大柱的青年，他在打鱼的时候很意外地发现了桃花源这个世外桃源，于是他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村子里面的所有村民。那大家当然很高兴了，就搬到桃花源去。那么我们最终会不会生活得很好呢？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不会的。因为桃花源最后也会变成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也就是说人口在几代人之后也会把桃花源全部占满。他生活的处境和在之前那个只有1000人的村子里所生活的处境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再讲两个历史当中的例子。欧洲中世纪有一场著名的传染病叫作黑死病。这个黑死病它其实就是一场鼠疫，但是它的致死率很高，所以欧洲当时有40%的劳动力都在这场传染病当中死掉了。欧洲黑死病结束之后，劳动力市场上工人的工资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工人变得更少，所以工资变得很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就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并没有持续多久，大概两个世纪之后，欧洲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就又恢复到了黑死病之前的那个水平。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19世纪中叶爱尔兰的大饥荒。这场大饥荒是由马铃薯引起的。马铃薯并不是欧洲的特产，它原来生长于美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就把马铃薯带到了欧洲进行种植，其中爱尔兰最适合种植马铃薯，所以马铃薯就在爱尔兰大规模地种植了起来。爱尔兰的人口在这个过程里面也翻了好几倍。可是到了19世纪的上半叶，马铃薯开始染上了一种菌病，这场菌病让马铃薯一下子减产了50%以上。这下子可不得了，因为爱尔兰几乎所有的主食都是靠马铃薯的。现在马铃薯变得很少，那么就相当于人没得吃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有数十上百万的爱尔兰人死于了这场由马铃薯疫病引起的大饥荒。
大家可以看到，即便到了19世纪的上半叶，马尔萨斯陷阱或者是马尔萨斯所描述的这样一种人类最终的悲惨前景，仍然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不断显现。那么我们人类又是怎么摆脱这个马尔萨斯陷阱的机制的呢？
有的时候历史很喜欢开玩笑。在马尔萨斯去世不到半个世纪，人类就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因为马尔萨斯为人类所揭示的那个悲惨的前景，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后就消失了。那么说到这儿了，我们就要稍微插一句，就是说我们传统上经济学是怎么看待经济增长的呢？
其实经济学关于增长问题是有一个主流的模型的，这个模型叫作索洛模型。它是上个世纪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索洛所建立的模型。我们今天研究增长问题的人基本上对索洛模型都是很熟悉的。索洛模型它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资本的积累和人口的增长——人口就是劳动力——必定会导致一个国家的产出不断地增长。
但是我们知道，经济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规律叫作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这是一个什么规律呢？也就是说如果人口是恒定的话，我不断地增加资本，那么资本所带来的产出量的增加量就会越来越小。同样在资本一定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也就是劳动力的增长，它所带来的边际产出，也就是那个产出的增加量，也是在不断地减少。
回到原来我们讲的那个村子的例子，也就是说我们发明了犁头，那一个犁头可以使我们的土地产量有所增长，比如说增加了100公斤的粮食。这个时候，人口短时期内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生产第2个犁头、第3个犁头、第4个犁头……我们一直生产下去。可是我们知道，犁头所带来的粮食增加量，这个量是在不断地减少的。所以到了某一个点上，我们就不会再增加犁头的投入了。为什么呢？因为此时你再增加犁头的投入，我们带来的收益还抵不过那个犁头的成本。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最终就会趋向于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这种稳定状态就是所谓的黄金增长率的状态。在这个增长率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保持不变的。
那么好了，如果说我们的物质资本的投入和我们的人口增长速度都达到了所谓的黄金增长率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想提高我们的产出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只有一条路，那只能是靠技术的进步。也就是说，这个村里面的小帅发明了犁头，我们生产了更多犁头，提高了我们的产出，但是要想真正实现增长，就要不断地再有其他的发明出来。可是索洛模型解释不了这个发明，也就是这个技术进步它从哪儿来。所以这个增长理论它就没有办法解释马尔萨斯的停滞时期，也就是这个漫长的马尔萨斯陷阱的历史时期。这就把我们的现代经济增长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停滞时期给隔离开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带来了理论的一个分裂。
但是本书的作者奥戴德·盖勒把这两个时期统一起来了。他认为马尔萨斯的停滞时期和现代的经济增长时期，它并不是两个时期，它其实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过去的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问题的这种分裂性的处理，是对增长过程本身的理解受到了局限，甚至发生了扭曲，它忽略了这个历史因素对当今各国的这种财富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尤其是他认为，工业革命并不是突然的外来冲击造成的。
在历史的最深处，在奥戴德·盖勒教授看来，有一些神秘的齿轮，它不断地发生着变革。这些齿轮在马尔萨斯的时代就在不停地运转，然后最终导致我们的生活水平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突然发生剧烈的神秘的变革。
那么这个巨大的历史变革之轮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它的主要构成因素就是三个，分别是人口规模、技术进步和人口结构。
我们人类走出了非洲之后，遍布了全世界各个大陆。那么我们的人口规模其实是在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不断地累积，最终促发了技术进步。事实上一直到宋代，我们中国人的技术水平都是领先于全世界的，这跟我们的人口规模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更多的人口，它不仅容易推进技术的发展，它还可以防止小规模社群经常出现的技术退化现象。
举一个例子，在上个世纪，爱斯基摩人，大家知道他们生活在北极圈附近，他们的群体是比较小的。那么突然出现的一场像黑死病一样的传染病，就导致了当时许多爱斯基摩人中的青壮年去世。这一下子导致爱斯基摩人的技术发展发生了严重的倒退。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青壮年的爱斯基摩人掌握了当时的技术，因为他们社群规模比较小，所以这场传染病把这些人给带走了，同时也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给带走了。以至于爱斯基摩人重新又回到了原来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那种状态。
但是如果我们的人口变得规模很大的话，就可以防止这种小规模社群常见的技术退化现象。而且反过来说，它们是一种正反馈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技术进步还可以反过来支撑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又加速了技术进步，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正反馈。
所以在人类的大部分的生存时间里面，人口规模和技术进步的这种相互加强的作用持续地在发生作用。那么直到有一天，这个创新率达到了临界点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这个时刻在人类社会当中可能就是工业革命到来的那个时刻，大概就是18世纪的后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
那么除了人口规模以及人口规模所引发的技术进步，还有另外一个催生变革的重要的齿轮，就是人口结构。
其实人口结构它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够保留下来我们人类那些促进增长的文化特性。比如说有一些规则，有一些人生态度，还有一些我们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高度地重视教育、面向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开放的心态，或者是我们赞赏所谓的企业家精神，这些都是能够促进增长的文化特性。那么在人口规模之下，人口结构可以有效地把这些促进增长的文化特性给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群分化当中，拥有更多这种文化特性的人，他们可能会留下更多的后代，那我们的人口结构也会发生这种革命性的变化。
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注重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和这个群体，他们最终在人口演化当中会占据优势。这个就为工业革命的产生奠定了人力资本方面的条件。
在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这样的例子。比如说经济学家就曾经追踪过当年在北美魁北克的一批法国移民。我们经济学家在追踪这些人的后代的时候就发现，后来在法国移民当中最大的家族并不是每一代生育子女数量最多的那些家族，而是每一代的子女数量相对比较适当、能够给每一个子女做出更多相应投资的这些家族。这些家庭会留下更多的后代。而且来自英格兰1541年到1851年的这些证据也告诉了我们类似的现象，那就是积极地给子女做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活到成年的子女的数量其实反而最多。也就是说这些人，这些家庭，他们改变了人口的结构，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能够促进增长的这些文化特性。
好，现在我们看，在这个历史的巨型齿轮之下，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人口结构的变化终于从量变达到了质变，最后来到了那一阶段，就是我们说的1800年前后，技术进步开始加速，工业革命终于开始到来。这就像什么呢？就是像这个用水壶烧水，我们的温度在慢慢地加热，所以水一开始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当我们加热到了沸点附近的时候，那么整个水壶就开始叫起来了，水就开了。工业革命可能就是那个水开了的时候。
工业革命到来之后，人类的历史从来没有过如此惊人的、如此璀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有些经济史学家他们就说，其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只有一件大事，其他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件事的到来。这件大事就是工业革命。
在工业革命到来的时代，思想的创意的海啸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如此有限的地域席卷而来。这个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发明家，在我们的历史书上，所有的那些重要的发明家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比如说发明飞梭（安装在滑槽里带有小轮的梭子，滑槽两端装上弹簧，使梭子可以极快地来回穿行。飞梭的发明使织布速度变快，大大提高了织布效率。）的约翰·凯伊，发明新型水力纺纱机的阿克莱特，还有发明珍妮纺纱机的哈格里夫斯，还有我们熟悉的蒸汽机的发明家瓦特，等等，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展现了群星璀璨的局面。
而且这个工业革命还带来了教育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在前工业化时代，我们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在人类的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教育都只是这个社会当中少数特权群体他们所拥有的特权。所以在人类的多数时期，这个识字率都是非常低的，我们国家也是一样。
但是在工业化之前的这几个世纪，随着欧洲开始在技术和贸易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教育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欧洲的图书产业在这个时间也是快速地增长。图书产业其实是工业革命之前几个世纪，欧洲在技术和贸易上取得长足进步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这些技术进步导致了图书产业快速发展。那么图书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知识的普及又进一步推动了人力资本的形成。
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率先成为历史上的这种文化和技术最先进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化促进了他们的技术发展，而他们的技术发展又反过来使得教育、使得文化成为一种需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
还有就是，工业革命它引发的是一场大众教育的革命。那么这里面值得提出的一个重要例子就是童工。在此之前，上学是少数人的专利，所以我们广大的劳动阶级他们的孩子基本上是不上学的。
在20世纪初，美国有一个著名摄影记者他叫海恩，他拍摄了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很流行，就是在一个巨大无比的纺织机面前站着一个充满着忧郁的小女孩，她是一个童工。这个照片发表之后，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所以最终使得国会通过法令，就是禁止使用童工，而且儿童必须要上学，这才有了义务教育法。
那么事实上，童工的消除是工业革命特有的吗？不是的。我们过去的这个生活相对来说，生产力比较低下，儿童很早就有参加活动。小的时候，我看很多贫困的一些邻居，他们的小孩子很早就辍学了，就要帮爸爸妈妈干活。所以我上学的时候，我爸妈就经常地跟我讲，你多幸福，你有这个机会可以上学，你的谁谁谁，他现在就已经在地里干活了。其实这个现象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工业革命的早期确实把这种现象给放大了。为什么给放大了呢？因为工业革命早期的时候，我们的机器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很多简单的工作儿童还都能做，带来的收益远远要比原来农业时代的时候要高。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孩子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投入到了生产过程当中。
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步深入，机器开始被更多地发明出来，这些小孩子参加工作，他的收益就大大下降。同时，因为工业革命的逐渐深入，对技术的要求、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使得孩子们上学也就是人力资本投资，它的收益就变得越来越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的家庭以及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加优秀的劳动力大军，他们共同推动废除了童工。
所以用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的话来说，工业革命不是蒸汽的革命、棉花的革命、钢铁的革命，它其实是一场进步的革命，这个时代是一个进步的时代。
但是我们得说，工业革命的这些发展其实并没有打破马尔萨斯的逻辑。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人口规模还在继续增长，而且人口规模增长的速度如果超过了技术进步的速度，那么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这种生活资料的增加还是会被多余的人口给吃掉。
可历史就是这么吊诡，人类人口发展的历史在19世纪的后半叶突然发生了一个转向，一切都太突然了。这个马尔萨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自己这个国家率先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转型。
正是这场人口大转型动摇了马尔萨斯机制的一个基石。那我们想一想，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其实伴随着快速的技术进步和收入增长，那些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他的人口也是在膨胀的，尤其是英国。英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概一两个世纪的时间里面，人口增长是非常快的，几乎是翻了几番。
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个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速和生育率发生了急剧下降。到了20世纪之后，世界上的其他的地区也开始以更快地步伐重复了上述的过程。同时再加上医疗技术的提高，死亡率又在下降，这就造成了所谓的人口大转型。
所以突然之间，我们收入的增长不再支持这个人口膨胀了。多出来的面包也不再必须让更多的孩子分享。我们的人类历史第一次看到，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再是人口的增加，而是什么呢？是长期的生活水准的提高。这就给马尔萨斯陷阱敲响了丧钟。
那么人口大转型的触发因素又是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经济学里面讲到的两个效应之间的这种逆转关系来说明。这两个效应就是所谓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我来解释一下，这个不是非常难的，在我们的例子当中，它很简单。
我们先来说收入效应，就是如果你的收入更高了，你有了更多的钱，那你怎么花钱的这个行为就会产生变化。我原先买不起的那么多东西，现在买得起更多东西了，这个就叫作由收入变化引起的我花钱的变化，这个就叫收入效应。
考虑到我们人类的一对普通夫妇，如果夫妻两个挣到了更多的钱之后，这个就是回到马尔萨斯前面讲的，我们就跟大部分的生物一样，希望养更多的孩子。这个养更多的孩子的行为就是由你收入更高导致的，这个就叫收入效应。
那么同时，这个过程还会发生另外一种效应，叫作替代效应。讲替代效应的时候，我们得先讲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那么什么是机会成本呢？其实机会成本它之所以叫作机会，就意味着所有的成本都是你放弃的东西，放弃了那个机会。记住，经济学里面讲成本，这个成本从来都是没有发生的那个东西。
你要做一件事，在同样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之下，你就得放弃另外一件事。因为时间、资源、你的精力都是有限的。那这个被放弃的事情，它也可以带给你收益，这个收益就是你的机会成本。
比如说在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条件下，你可以选择养孩子，也可以选择工作。工作当然就会有收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养孩子，那就意味着你得放弃工作。这一部分没有挣到的工作收入其实就是你养孩子的机会成本。
我们刚才讲了，工业革命让人均收入提高了。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你养一个孩子要放弃掉的工作收入它也更高了。也就是说你养一个孩子的机会成本其实是更高了。这种由于养孩子的成本变化，而导致的我们选择养更多孩子还是更少孩子这样的行为变化，我们就把它叫作替代效应。
好，有了这个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我们再来看我们讨论的问题。在过去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收入效应都是大于替代效应的。也就是说，马尔萨斯所描述的那个社会状态就是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的社会状态。我们有了钱之后，选择了养更多的孩子，那这个时候它是压过了替代效应。
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力资本回报的不断提升，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养孩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大于更多孩子带给我们的收益。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还引起了另外一个变化，是什么变化呢？就是性别工资差异的缩小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女性跟男性的工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了。那么原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或者更早的狩猎社会，男性可能生产力上更高一点，母系社会之后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在家里照料孩子，那么带来更多的孩子，孩子们将来有更多的收入。为什么在我们古代，孩子会成为一种资产，它的根本原因也在这里。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一个最优选择。
但是，工业革命之后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力资本回报的不断提高，导致什么呢？女性和男性在工资差距上变得越来越小。大量的机器都能做，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我们大家都是使用电脑来工作。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男性的那些力气在传统社会当中，我们有一把子力气所带来的生产的这个结果，在今天这个社会并没有带给我们更多的收入。所以女性这个时候，她就要面临一个很大的选择，就是她到底要放弃自己的工作去养更多的孩子，还是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来为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所以女性工资的提高其实对于人口大转型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促进因素。
好，现在我们做一个总结。人类历史的这个巨型的运动齿轮，就是技术进步、人口规模之间的互动，以及最终人口结构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它就像一个大型的机器，这三个齿轮在中间是越转越快，不知不觉当中就让这整个机器的运转效率不断地加快。最终到了18世纪后期，就释放出了工业革命的技术大爆发。那么又过了100年，这个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地加快，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受教育劳动者的需求增加。这个时候我们都希望劳动者他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再加上预期的寿命在延长，童工现象在减少，性别工资的差距在缩小，共同就导致了一场人口大转型，就让我们的经济增长不再受制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反向的拉回的那个作用。那最终我们的社会就逃离了马尔萨斯陷阱那像章鱼一样的长臂的约束，我们人类的生活质量就得到了飞速的提高。
但是，这个过程虽然很美好，而且它到今天也一直在不断地持续下去，可是它在这个世界上的发展却是非常非常不平衡的。而且这种不平衡造就了现代世界惊人的不平等。不仅仅是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也会造成巨大的阶层的不平等。财富增长最终并没有使得我们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同等地享受到这个增长的结果。
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呢？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苦苦追寻着答案。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场景，在过去大概几十年里面，有几十艘满载着非洲移民的偷渡船在利比亚出海之后就沉没了，数千人为此丧命。但是这些可怕事故的幸存者，他们往往表达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没有抵达目的地意大利的失望之情。很少有人对踏上这场危险的欧洲偷渡之旅感到后悔的。什么原因呢？原因无非就是世界不同地区之间巨大的生活水平差异。
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工业革命以来的这些经济增长的成果它不能在不同的国家都得到实现呢？为什么只有有些国家变得富裕了，而其他国家还是非常贫穷呢？
说到这里，我们就得再回顾一下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索洛增长模型。其实索洛增长模型它对于不同国家最终的财富状况是给出过预言的。也就是说，如果各个国家的区别最开始仅限于人均收入，仅限于资本存量，那么早出发的人就像跑步一样，他先跑在前面，后面的人跑在后面。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由于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你这个先跑的人会跑起来，最后越跑越慢。但是后发的国家，后跑的这些人，他们会跑得很快。所以长时间来看，最终这些贫困的国家他只是比富裕国家跑得晚了一点，早晚能追上。这种经济增长的趋同结果就是索洛模型给出的一个美好的预言。
但是我们得说，国家增长的收敛的预言在这几十年的历史的事实当中来看，它并没有实现。如果说各国的这个区别仅仅限于初始的人均收入和资本存量，那么更晚出发的这些贫困国家他应该能够追上更早出发的这些富裕国家，使得这种收入差距变小。但是事实和增长理论的预测完全相反，就是不仅没有发生趋同，不仅没有发生变小的现象，各地区之间的生活水平的差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反而显著地拉大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巨大的分化呢？有哪些因素限制了我们的贫困国家最终追赶富裕国家呢？我们这个书的作者就提到了好几个，其中我们就挑重要的讲三个，分别是制度、文化和地理因素。当然了，我们的作者其实还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文化的多样性，比如说历史上的农业革命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对后期的经济增长都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但是这些虽然很重要，对我们今天的理解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就不过多地去展开了。那么我们主要来讲三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制度。什么是制度呢？制度似乎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来讲一个例子。美国和墨西哥它们共享着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诺加雷斯。这个城市很有意思，它中间有一道围墙把这个城市给隔开了，这一隔开就让这个城市分属于两个国家，就像当年的柏林墙，一头是西德，一头是东德。
如果你站在诺加雷斯市的围墙上，你往北看，这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雷斯，这里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大约是三万美元，大部分的青少年都在学校读书，居民们的预期寿命超过了65岁。此外，这里的政府不但提供医疗保险计划，还提供电力、电话、污水处理系统、公共卫生以及公路网，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治安，等等。所以，你在亚利桑那州的诺加雷斯市生活的话，你每天就可以从事生产，你不用担心有生命危险，也不用担心有其他的安全威胁，当然更不用担心随时会被偷窃、会被征用财产，这些都不会。
但是仅仅是几英尺之外的围墙的南边，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墨西哥的诺加雷斯市属于墨西哥的索诺拉省。墨西哥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市的居民虽然已经生活在了墨西哥相对富裕的地区，但是他们的家庭年平均收入只有一万美元，是亚利桑那州美国那边的那个诺加雷斯市的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索诺拉省的诺加雷斯市的许多的青少年其实都不在学校读书。这边的诺加雷斯市卫生条件是非常落后的，所以使得该市的居民的寿命远远地赶不上围墙北边的邻居。而且这个地方的道路状况也很差，治安水平是非常差的，犯罪率奇高。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是想创办企业，那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且不说可能会受到匪徒的劫掠，而且你哪怕就是为了取得许可证，你都要贿赂许多地方官员，光开业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那么分成两半的这个诺加雷斯市，它们在其他方面是不是有不同呢？是不是它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导致了它今天的这个差别？不是。甚至连当地流行的疾病的种类在两边都是一样的，但是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却大不相同。那是不是围墙北边跟南边的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种族，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呢？也不是。两边的居民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他们吃的食物、流行的音乐都一样，可以说他们是同文同种。
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诺加雷斯市这两边的差异呢？没错，就是那道隔开两边的围墙。围墙的北边实行的是自由市场制度，生活在这里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接受教育、学习技术。那么企业家也受到激励，可以投资于生产设备、支付员工的工资、赚取利润。但是围墙南边的墨西哥索诺拉省的诺加雷斯市，他们的居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所以著名的经济学家埃斯莫格卢就认为，是制度为两边的居民和企业家制造了不同的诱因，制度的差异导致了这两边经济繁荣程度的差别。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因素，就是文化。讲到文化的话，我们来举一个意大利的例子。意大利从1871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意大利之前一直是四分五裂的。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为止，意大利的南北方还有不同的文化差异，经济水平还有很大的差别。意大利南方，就是两西西里地区，那个意大利黑手党的起源地，这块地方他们的人均收入只有北方地区的三分之二那么多。虽然说意大利的南北方他们在政治、法律、经济制度这些方面都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制度因素好像是统一的，但是他们在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很可能是造成他们今天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的重要原因。
这本书里面就引用了一位学者的观点，他认为意大利南方的落后跟更为紧密的这种家庭纽带有关系。这种家庭纽带就导致人们不容易相信亲属圈以外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当然就不利于合作，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企业之间的交往它往往是取决于信任的，缺乏信任就可能会打击贸易活动。
那么我们再往前问一句，为什么意大利的南北方会有这种文化差异呢？这就是历史的遗留的原因，就是一千多年以前，意大利的南方他是受诺曼王朝的国王统治的，那么它推行的是封建的经济秩序。而北方的各个城市它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枷锁之后，它建立起了更加自由的制度。于是在历史上，意大利北方的民众他积极地参与政治事务，这就促进了公共行动，提升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水平。
意大利的这种南北差异就告诉我们,这个文化因素是有一定的惯性的，它很可能因为历史的原因延续好几个世纪，形成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什么是所谓的有助于增长的文化呢？在著名的爱尔兰作家斯威夫特，就是写过《格列佛游记》的那位斯威夫特，他另外有一本小说，叫《书的战争》，里面就描写了这样的一种时代精神。这本书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图书馆里面新书和旧书它们都获得了生命，然后彼此就展开了一场战争。这其实是在比喻当时的社会争论，就是始于文艺复兴当中的人文主义的兴起，在十七世纪获得了这种巨大的推力，开始动摇欧洲大陆的既有秩序。
参战的其中一方是现代派，他们认为时代和价值观已经转变了，有可能会超越古代的希腊的罗马的经典。那么另外一方是所谓的崇古派，他们坚持认为就是我们的经典的思想家的智慧是永恒的，是普适的，我们现代的哲学家和作家应该把自己局限在对经典的拯救、修复和模仿上。那么这场争吵其实标志着我们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刻，也就是那些着眼于未来的思想家，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启蒙思想家，他们开始占据上风。
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著名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1784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作《何谓启蒙》。在这篇文章里面，康德这样写道：“启蒙是人走出束缚自己的未成年期，此前，他没有能力在脱离别人的指导之下运用自身的理解力。”之所以说是束缚自己，并不是因为他的理解不足，而是指他缺乏决心和勇气在没有别人指导的时候敢于运用自己的心智。所以启蒙运动的座右铭就是什么？勇敢地运用你自己的思考。
那么我们现在说第三个因素，就是地理的这个阴影所带来的后果。我们这里仅就非洲的发展滞后，提供一个例子。那就是所谓的采采蝇这样的一种昆虫对中非地区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所造成的双重的影响，使得这个地区长时间在历史当中经济发展比较滞后。就是历史发展的巨型齿轮在这个地方转得很慢，被卡住了。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采采蝇它一旦叮咬了人类以及牲畜之后，被叮咬的人会患一种昏睡病，降低生产能力；被叮咬的牲畜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使得这些牲畜的产奶率下降，劳动能力也下降。最终带来的结果就是人口规模的增加、技术进步都受到影响。那这种情况下，最终使得非洲地区没有发展出后来我们看到的在其他大陆上所发生的，尤其是在欧亚大陆上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局面。
那么好，讲到这里，我们发现，我们的增长其实在历史的齿轮不断转动的情况下，人口规模、技术进步和人口结构的相互作用之下，已经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走上了一个发展之路。看起来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是我们又看到来自制度的、文化的、地理的，还有既有的这种从历史上来看农业革命的，还有文化的多样性，等等这些因素导致的不平等局面。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了，我们该怎么样破解这些不平等的谜题呢？说到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有一个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叫塔纳岛，曾经出现了一种叫美军崇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所以它先后被日军和美军给占领过。尤其是美军占领期间，在这个岛上就修建了机场。所以这个塔纳岛上的这些土著居民，对强大的美国的工业能力就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们每天都能够正常的看到飞机从他们的家园的上空呼啸而过，军舰在周围的海域彼此进行炮击，部队在他们的岛屿上建立了基地。而且令岛民最震撼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陌生人还带来了大量的货物，成箱的食品、罐头、药品、衣物，还有就是塔纳岛居民从来没见过的那些各类的装备。
可是等战争结束之后，塔纳岛就失去了战略地位，那这些美军就回去了，这样的一个丰盛的这种货源从此就枯竭了。所以塔纳岛的居民就想不明白，于是他们就在这个岛上一比一地复原了一个飞机场，也修了跑道，也建立了很多的瞭望塔，等等之类的，当然都是用他们岛上的这些木头、石头做成的。他们又复制所有的外观、所有的那些特征，复制了那些行为，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期望的这个财富。
所以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要让我们了解的，就是这一个变革之轮真正发挥作用的机制。我们不能像塔纳岛上的这些土著居民所搞的这个美军崇拜一样，照搬一些所谓的成功的制度和经验。
事实上无论多么高效的改革，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把贫穷国家改造成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因为这些发达的经济体和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根植于几千年以来的漫长的历史过程的。它的起源很可能来自于遥远的过去的那些制度的、文化的、地理的和其他的因素，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各国的财富水平走向了这种分化。
但是毋庸置疑，有利于经济繁荣的文化制度其实是可以逐渐地被采纳和确立的。那么这些地理因素也好，这些差异性所导致的壁垒也好，是可以被消除的。
在我们经济学家里面，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的创始人，叫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国富论》。《国富论》翻译成中文之后，其实不能够体现它名字当中的“国家”的复数形式，因为在英文当中，它那个“国家（nation）”后面加了s，但是我们翻译成中文表达不出来复数的形式。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已经发现或者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财富增长机制。在他那儿，就是劳动分工和市场的不断互动所导致的分工深化带来的效率的提高，最终实现这样的一个财富增长机制。
那么在我们这本书里，我们所讲的这就是巨大的历史齿轮，人口规模、技术进步和人口结构之间的不断互动，其实它们从根源上讲是一致的，它们二者之间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尽管我们的历史留下了漫长的阴影，但是我们各国的未来其实并不是命中注定的。
最后，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今天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已经发现了走向财富增长和普遍繁荣的秘诀。随着驱动我们人类发展旅程的巨型齿轮的继续地运转，那么促进未来教育和创新的各种政策措施，再加上性别平等、多元主义和尊重差异的价值观，我们人类社会就会迎来更为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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