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集说到：市场是昂贵的奢侈品，是需要国家强权、国家资源和整个社会共同创造的。接下来具体聊聊市场创造的顺序和逻辑，今天先讲一个底层的理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EDT）
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广泛存在于欧洲农村地区的原始工业化，是一个历史学家十分熟知，并仔细探讨过的历史现象。虽然经济史学家，认为它是开启工业革命的必经阶段，但是历史学家们，也长期对一个历史事实感到迷惑不解，那就是原始工业化并没有在所有欧洲国家导致工业化。
也就是说，只有一些欧洲国家：先是英国、再是法国，在完成原始工业化后，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但是另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荷兰和爱尔兰等，却在原始工业化后期，长期停止了发展，并出现了“去原始工业化”现象。
中国的发展经验也为解开这个谜团提供了线索：从乡村原始工业化阶段，向规模化大生产阶段的过渡，不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仍然需要重商主义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市场创造。
而遍布于荷兰和爱尔兰乡村的原始工业化，尤其是纺织业，恰好因为没有继续获得国家意志，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强有力扶持，来实现产业升级和参与世界市场的争夺，从而被英国的纺织工业所击溃
或许可以用一种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型和理论来概括。这个理论也许可以被称为“新阶段论”（NST），或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EDT）。
NST（或EDT）与李斯特、马克思和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密切相关，也与其他学派的发展理论紧密相连，如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进口替代理论和大推论理论。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内生的，而且历史上，往往是被建立来实现或执行国家发展政策和战略的工具，是用来巩固经济发展成果的体制化保障。
NST认为，市场创造者缺失，和由此导致的市场缺失，是经济发展的最要紧的麻烦和核心问题，并强调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社会信任，是市场这一公共产品的核心要素，以及政府在提供这些核心要素，和克服“市场创造”的巨大成本方面的核心作用
林毅夫强调了国家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的策略，NST则通过对“市场创造”和政府搭建“市场平台”，这一最基本核心问题的论证和阐述，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形成了必要补充，并由此为揭示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开辟了新的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了市场的存在，或创造市场是不需要付出成本的。关键的问题是：市场在哪里？是来提供和创造“市场”这个交易平台？
例如，印度在廉价劳动力方面，与中国拥有类似的比较优势，然而印度的经济发展落后了中国几十年。最终的原因不在于印度是否愿意按照比较优势充分的利用其廉价劳动力，而在于它无法充分的利用这个“比较优势”资源，因为它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未能成功创造出与中国类似规模的国内和国际市场。
因而，尽管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还要低，却不能像中国一样产出如此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管印度的劳动力多么廉价，印度农民都不可能凭借自己创造出如此巨大统一的市场。外国企业和商人也没有积极性，来为印度人创造这个统一市场，最终要落到印度政府的身上。
另外，比较优势理论也同其他新古典经济理论一样，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之谜。为什么它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荷兰，法国，西班牙和德国？难道欧洲当年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难道英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胜过欧洲其他国家？
一个流行观点对中国“李约瑟之谜”提出的解释是，因为西方现在17世纪产生了科学革命，而中国则在科举制度下，没有产生科学家，因此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欧洲。
但是姑且不论英国的18世纪的科学，是否比同时代的法国和德国更发达，且科学家更多，这种“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和原因”，说法已经被很多经济史学家所驳倒。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的发明和采用，比如珍妮纺织机、铁路、煤炭开采、炼铁技术、蒸汽机等，都与17世纪的科学革命理论，比如哥白尼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和牛顿力学，甚至后来的热力学理论，丝毫没关系。这些技术的发明者（包括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全都是没有上过学的工匠。
另外，这对“工业革命”的解释的一个直接引申推理，就是后发国家如果想要复制英国的工业革命，最好先搞好科学革命。因为不懂科学，如何向国外学习技术？但这个推论是错误的，而且与现实不符，不过它倒是与芝加哥学派，后来提倡的，关于经济稳步的增长的人力资本理论相符。
但是很多非洲（比如埃及）、拉美（比如墨西哥、哥伦比亚）和亚洲国家（比如菲律宾），按照这一个“人力资本”理论建立了学多大学（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学大省参加了埃及的“茉莉花革命”），也没有能够开启工业革命。
问题终归还是出在对“供给不能创造对自身的需求”，这个一般的“胚胎发育”理论缺乏理解上。林毅夫对发展经济学理论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指出很多强行推进工业化的国家，无论制度如何，都采纳了看似违背其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的策略，因此形成很多生产要素的市场行情报价扭曲，和巨大的财政负担。
林毅夫的另一个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是内生的。因为资本（供给）是在不间断地积累的，因此用劳动——资本比，或他们的相对价格衡量的产业体系必须是动态的。虽然这一动态的产业升级过程可完全由市场力量推动（比如像索罗增长模型一样），但林毅夫强调，信息不对称等摩擦阻力，会造成市场失灵，因此就需要政府助一臂之力。
而本书则强调，不同的产业体系，需要不同的市场条件和市场规模来支撑，而市场本身又是一个十分昂贵的公共品，因此就需要整个社会（尤其是各级政府、商人和企业）的通力合作来不断创造，为产业升级提供市场条件，尤其是开拓和深化全球市场，并对市场秩序进行相对有效管理和监督。
这是一个巨大的对国家能力和意志以及外交战略的考验。中国目前的一带一路，就是在中国完成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市场创造和升级后，为继续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所施行的全球市场创造和制造业升级的大战略。
现存世界市场托起了中国的工业革命，但是对于中国重工业起飞已经不够用。没有重新开拓全球市场和重塑世界贸易秩序（和这背后的政治秩序）的勇气和国家意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完成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和市场创造的“胚胎发育”理论密不可分，它体现的正是市场创造这个核心点，和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这个秘密在战争的170多年后，终于被中国找到，且用了35年就如法炮制出一个，比当年大英帝国还强大数倍的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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