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7日，习在梅州市参观纪念园及了解当地弘扬革命文化、加大对革命老区支持力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情况时强调：我们今天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建立在等老一辈革命家打下的江山、攒下的家底之上的。
根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2025年前11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达41.21万亿元人民币，史无前例，贸易顺差历史上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
这一历史性成就，凝聚着革命先辈的智慧与奉献！正如古大存同志在建国初期主持广东省政府期间，以“开拓者”的勇气推动外经贸发展，统筹全省外经贸工作，将革命年代的物资调配经验转化为贸易管理智慧，使广东成为新中国外贸体系的重要枢纽。面对西方经济封锁，以“敢为人先”的魄力推动举办多场出口商品展览会，特别是1956年，组织筹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不仅开创了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展示平台，更孕育出广交会这一“世界第一展”，为打、联通世界搭建桥梁。正是古大存同志等革命先辈们“红管家”般的务实作风与开拓精神，让中国外贸从百废待兴走向全球领先。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同志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古大存同志为副主席，并由古大存同志主管广东省人民政府工作。
建国初期，古大存同志长期主持广东省政府的工作，1949年10月至1955年2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12月至1955年7月任中央华南分局常委,1951年10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央中南局委员。1955年2月至1958年4月任广东省副省长。1961年11月至1965年12月再任广东省副省长等职。
为做好广东工农业生产和经济贸易发展工作，在古大存同志的领导下，在广州举办了多场展览会。
1．1951年10月举行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会，是继华东、中南之后全国第三个大规模的展览交流会。
2．1952年11月，广东省和广州市(当时广州为直辖市)联合举办“华南(粵穗)物资交流大会”。中央财委曾给华北、东北、华东、西北、西南财委(计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大行政区，各省市财委“组织公私贸易代表团届时前往参加交易。
3．1955年5月举行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有广西及北京、上海等25省代表团参加。
4．1956年5月举行的广东省物资展览交流大会，也有北京等省市代表团参加。
古大存同志充分的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地缘优势。港澳华侨惯用内地生产的日用百货、食品、土产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港澳商人采购商品回去销售，并转口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华侨的侨居地。因此，建国初期，古大存同志带领广东省、广州市各部门，在广州举办了多场专业的出口商品展览会。最早的是1951年2月举行的第一届华南出口商品展览会。其目的是积极改良产品，特别是推进商品标准建设，以适应外销要求。
后来广州又举办出口物资交流会。例如 1954年5月至7月举办的广州第二次出口物资小型交流会，由于广大私商的积极与会，外销耳目更为灵敏，许多冷背货或已中断出口的品种，被重新提出来或重新组织出口，对广州工业品出口起了“开路” 作用。
1955 年 10 月至 12 月举行的“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客商采购之热烈超出想象，原定成交指标为2000万港元，实际完成3500多万港元。交流会增强了港澳商人的信心，不少过去很难打开市场或主观上认为推销困难的商品，也通过交流会打开了局面，还为新商品找到了销路扩展了新地区、建立了新关系。
1950年11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公报》记载古大存同志所作的“廣東省人民政府八個月來的工作報吿”。
工作报告摘录：“在調整工商業方面：據十個五萬人口以上城市的不完全統計（穗市除外)共有工商業三三、四O七家，內工業佔四、三三〇家，商業佔二九、〇七七家、另攤販儿、八一九檔。解放之初，因匪特騷擾，交通未復，土產外銷受阻；財經統一、物價穩定後，又發生虛假購買力消失，資金週轉不靈，一時工商業經營困難，市塲表現冷淡，貨物滯銷。針對着這種情呪，並根據上級調整工商業改善公私關係的指示，我們曾先後召開了各種專業會議及工商座談會，硏究情況，明確政策，檢討過去的偏向，有步驟有重點的調整公私關係和工商業，調整稅收等。首先發放貸欵、開辦押滙、組織聯營，組織公私力量進行收購土產及加工訂貨等。僅土産公司收購了特種土產價値六百億，把長期滯銷的葵扇都統統收購銷完，能出口者獎勵出口，因此最近農村副業生產呈現着活躍狀態，公私營工業都有了起色。舉例來說:如公營士敏土廠五月份以前完全滯銷，處於半停工狀態，六月份開始銷二萬九千除包，七月分達五萬零八百餘包。私營紡織工廠，自獲得政府貸欵後由五月份月產五百八十三條至七月份已增至九百六十三條，超過了解放前的最高產量（九百四十八條)。順德絲綢業，解放前僅八家，每日約出土絲二蚕三担，洋裝絲一至二担，土產公司於五月間在順德設立收購處，指導改進抽絲技術使之合乎國際市塲規格，爭取外銷，現已增加到十四家，每日出土絲二至三担，洋裝絲十五担，對於蠶絲的生產加工都有很大的刺激。貿易公司紗布銷售，由四月份跌至三千五百四十三匹，到六月份躍升爲二萬八千七百五十八匹，銷量增加八倍。這證明了市埸已開始活躍。出入口貿易方面，五月份出口達進口的五倍，比四月份增加約百分之十一弱，七月份進出口貿易總値達港幣一億一千八百四十五萬元，爲解放以來最高的一個月，其中私營出口佔百分之八十(一月份私營出口僅佔百分之三五.九)進口佔百分之七十六强。運輸方面，東、西、北江及珠江來往船隻，六月份出入口合計四、一〇五次，七月份增至七、八三一次。粵漢路四月商運車輛，是一、O八九輛，五月份一、三一五輛，七月份一、五〇三輛。所有這些數字，無一不說明公私營工商業，出入口貿易，航運交通，均已逐漸走向好轉。但這僅是好轉的開始，我們還要繼續努力鞏固和爭取更加擴大。”
从报告第五部分“贯彻财经任务与调整工商业”的数据能够准确的看出，建国初期，古大存同志主持广东省政府工作，一方面全力发展工业生产，一方面通过举办交易会、展览会等，推动内外贸销售。报告数据：“1950年5月份出口达进口的五倍，比4月份增加约百分之十一弱，7月份进出口贸易总值达一亿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元，为解放以来最高的一个月。”
古大存同志在报告中强调还要再接再厉：“但这仅是好转的开始，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巩固和争取更加扩大。”
二、落实中央指示，打破国际封锁创办广交会，让新中国真正懂得“和平时期的贸易该如何做”。
自1949年10月起，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方式逐渐由解放区的易货方式转变为以结汇方式为主。朝鲜战争爆发后，各国抢购战备物资，使国际市场物价上涨、外汇贬值，美国的“封锁”“禁运”甚至冻结中国外汇，使中国损失很大。1951年1月，全国对外贸易管理会议确定“以易货为主”的方针。易货贸易对于打破“禁运”有非消极作用，但它毕竟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常态形式。
新中国“一五计划”期间，工业化建设需大量建设物资，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甚至沥青等需进口，但进口所需外汇因西方封锁很难获得。20世纪50年代，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货物禁运”，我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80是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以政府协定、易货记账、进出平衡方式来进行，但这并不能够满足建设所需的大量物资，急需寻找扩大对外贸易的渠道。
解放前夕，香港分局(华南分局前身)与香港贸易界的广泛接触，彼此建立了良好的联系，为后来新中国贯彻利用香港发展对外贸易打下了基础，中国驻港澳机构，一直由华南分局直接领导和管理。在反封锁、反禁运期间，华南口岸是全国对外贸易唯一的通道。扩大对港澳及转口东南亚贸易，本身就是广东省提的建议。华南地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同东南亚地区建立贸易关系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对东南亚各地的贸易大部分都集中在广州。
1956年4月，同志指出：“对一些国家也是这样，不管它多反动，只要愿意同我们做生意的,愿意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都争取，不论是小的还是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我们也尽量争取，不管对它过去侵略中国的仇恨有多么大，我们对日本的资本家、日本的前高级军官也争取。”
古大存同志组织举办的多场展览会、交流会取得丰硕的成交效果，受到业界的肯定和全国的关注。1956年6月，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严亦峻同志向外贸部和广东省委正式呈报 《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的请示，建议在当年九、十月间在广州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
为打破西方封锁获得外汇，外贸部和广东省商议，决定借鉴前期成功举办多场展览会、交易会的经验，联合筹办一个全国性的展览会，给全国各行各业的外贸公司安排展位，请国外商家前来参观融洽地谈，当面成交，以此扩大中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冲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为国家争取更多的自由外汇，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1956年8月15日，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同志在与广东省委商议后，向副总理呈报《关于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会的请示》。
9月6日，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国务院发通知给中央有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 外贸部和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共同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名义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协助、大力支援。
1956年《广东省人民委员会通知》，任命古大存同志为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为动员发挥各方面力量，全力做好中央交给的此项重大政治任务，“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决定由古大存同志等人组成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并对商展会的领导、组织机构及职责范围作了规定。“展览会设筹备委员会负责领导全盘筹备工作。筹委会由主任委员一人（由广东省副省长担任）、副主任委员十一人，委员若干人组成。”
随后，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同志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冀朝鼎外，包括副省长魏今非，广州市副市长黄长水、孙乐宜、余美庆，外贸部出口局副局长舒自清，以及严亦峻(兼秘书长)。筹备委员会由81名委员组成，包括广东省、广州市有关领导人，广东省及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广东省统战部及侨务委员会、广州市服务局等相关的单位负责人，外贸部出口局负责人，各外贸总公司与会负责人(交易团团长)，广东、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湖北等省、市工商界知名人士。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开幕期间，筹备委员会改称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大会的全盘工作。商展会这种组织领导的基本形式，为以后历届广交会所沿用。
古大存同志领导的筹备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就面临了诸多挑战，如客户邀请、货源组织、展馆布置等。为了做好这些工作，筹备委员会制订了详细的工作规划，并动员协调各方力量，出台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筹备工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作为商展会筹备工作的重要一环，《规划》明确了展出时间为：1956年11月10日起至1957年1月9日止共约两个月。还确定了商展会的办会任务、办会规模等重大事项。在客户邀请方面，筹备委员会严格遵循国别政策，主要邀请了港澳和新马的客户，同时也邀请了少数的别的地方客户；在货源组织方面，筹备委员会积极与各地供货单位联系，确保了展品的质量和数量。筹委会下设多个部门及处室，专门负责筹备与展览期间的日常运营工作。
1956年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幕！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受广东省和外贸部双重领导，以广东省为主。
1956年11月10日，古大存同志在广交会前身“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开幕式上讲话。
盛大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的中苏友好大厦内成功举办，历时近两个月。这座宏伟的展馆占地面积超过18000平方米，内部布局精心设计，分设有14个宽敞明亮的展厅以及3个气势恢宏的广场。在这些展厅和广场中，精心陈列了来自工农渔牧各业的13000多种展品，它们琳琅满目、各具特色，生动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年来经济发展的最新面貌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1956年11月10日，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流花路“中苏友好大厦”开幕盛况。
此次展览会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准备充分。中国对外贸易的各个有关部门及其交易团体均受邀参展，他们依据自身的业务范畴和国家的出口潜力，精心筹备了一份详尽的易货清单。
这份清单涵盖了来自不同产地、多种规格与等级的产品样品，其中传统出口产品和土特产、粮油、畜产、矿产等初级产品，占据了出口商品的绝大部分。还有各地特产的手工艺品，如北京的景泰蓝、象牙雕刻，福建的漆器，江西的瓷器，汕头的抽纱，湖南、江苏的湘绣、苏绣等；也有我国许多品质优良的出口矿产品，如石绵、锑品、铁砂等；有产量丰盛的农产品，如大米、花生、油菜籽以及各种杂粮、杂豆等；也有价廉物美的出口轻工业品，如自行车、缝纫机、胶合板、卫生器皿、搪瓷和玻璃器皿等；有以我国特有的烹调技术所制成的罐头食品，各种各样的水果和酒类等；有我国解放以后才建立起来的许多重工业产品，如金属切削机床、动力机械以及各种钢材等。
这些都展示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丰富蕴藏。同时，一些工业产品也备受瞩目，如车床、钻床、柴油机、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电影放映机、照相器材和水泥、铁钉、铁丝等，这一些产品的供不应求不仅体现了国内外市场对中国工业产品的强烈需求，也体现了当时中国工业生产的先进水平。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会上还展示了中国自制的火车头和客货车、解放牌汽车等许多重要的工业品。这些展品不仅彰显了中国在工业领域的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也为中国工业产品的出口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外工商界人士可以在这里一面参观，一面通过这一些交易团买到我国出口的各种商品。”正如展览会所展示的，随着中国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将可提供更多更好的出口物资，以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
曾任香港大公报、中国新闻社财经记者的华凌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毕清回忆道：“那时解放牌汽车产出不久，第一批5辆用火车运到广州南站，广东省运输局的五位模范司机获得驾驶国产新车的殊荣。他们开车前往中苏友好大厦途经文化公园大门前时，被人们围着观看，汽车不能前进，只得停了下来。围观的人越聚越多，不下数百人。有的人仔细地观看车头铭牌，有的人轻轻抚摸车身，有的人俯下身子观看底盘，还有些人围着司机问个不停……惊喜、赞美、自豪的心情溢于言表。我们身处现场群众包围之中，深受感染，不禁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在展览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和工商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观和洽谈。为期两个月的展览会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到会客商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共2736人，出口成交5380万美元。成交的商品品种约有1千多种，其中除了有中国传统出口商品如土特产、粮油、丝绸、茶叶、畜产、矿产品之外，还有约150种新的出口商品。各种国产刨床、万能铣床、水泵、各种医药器材、计算机、钮门机、各种锁类、烟丝、新品种罐头等是初次运销国外。有许多新的供销关系建立起来，例如小手工艺品试销新西兰；药酒试销欧洲；瓷器新销印度尼西亚；松香新销东南亚很多地区，各种动力机械、工作母机也开始销往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家和地区……展览会显示了中国随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将提供更多更好的出口物资，以促进国际合作。
此外，包括东德、罗马尼亚在内的19国驻华使节，和来自超过50个国家的商人、政府官员、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教授、旅行家，还有广大的华侨与港澳同胞，总计近万人光临参观。在国内，来自各省的普通观众更是达到96万人次之巨，共同见证了这一盛况。
由于来宾众多，安排住宿成了一大难题。广州当时只有爱群、新亚、新华、东亚、和平等几家较大的酒店，那时迎宾馆不对外营业，华侨大厦尚未建成，接待设施不足，广州旅客住宿服务站的同志招架不住了。大大小小的旅店都住满了，珠江岸边停泊的客艇也住满客人，他们就动员客人去投亲靠友。住宿的紧张推动了此后广州酒店业的大发展。
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广交会的创办打下了良好基础，还建立了庞大的客户关系网，树立了良好的国际信誉。同时，通过商展会，中国政府了解到了国外市场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意见和需求，为改进和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工作和商品质量提供了重要参考。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成为了全国13个外贸总公司、省市分公司、全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十大口岸等各方人士的沟通渠道，不仅加深了感情，还解决了问题，更理顺了关系，从而使外贸系统更具有凝聚力，让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懂得“和平时期的贸易该如何做”！
人民日报社论《祝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指出：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展出表明，在中国工业、农业持续不断的发展的基础上，出口商品的生产潜力正在日渐增长，我国对外贸易的物质基础正在日益扩大和巩固。随着我们国家生产的发展，出口商品的种类将会逐年增加。许多重工业产品，如各种工作母机、轻工业成套设备、水利灌溉设备、电动机、柴油机、建筑机械、化学产品等，也可以输出或已开始输出。此外，我国还有许多传统的出口商品，是一向为各国人民和我国侨胞所惯用的。同时，我国也需要从国外输入生产资料和少数的人民生活迫切地需要的消费品……我国同世界各国的贸易是有广阔前途的。
此次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能够说是第二年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一次“预演”，从组织形式、客户邀请接待、展览宣传以及会期选择等方面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举办提供了经验。举办单位在进行工作总结时，建议每年在广州举办两三次全国性的出口商品交易会。
外贸部认为，根据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交易的经验，通过交易会当面看货、当面商谈的方式，对推销小商品很有帮助。因此，同意4月份在广州举办一次出口商品交易会。交易会名称，可用“中国各对外贸易公司联合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交易团组织仍由各总公司组成，内地各省区市外贸局、特派员组织出口公司和供货单位参加交易。后来，周总理在接见外贸部有关负责人时表示，“中国对外贸易公司联合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名称太长，外国友人很难记住，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广交会”，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外贸部认为:“这种对资贸易方式，对扩大对资出口贸易，推销新、小商品，帮助出口计划完成都有一定的非消极作用，决定在同年秋举办第二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志》记载古大存同志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最早的主要领导人
这份文件介绍了1957年3月成立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即第一届广交会成立的机构），是在1956年以古大存同志为主任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常设机构。
从文件也能够准确的看出，作为省政府负责人的古大存同志，很看重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广交会），亲自接待陪同外国代表团嘉宾。
因广交会显著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周恩来尤甚，亲临广交会多达8次，对其作出的指示批示不胜枚举，大到外交、外贸、外经的宏观定位，小到出口商品调价甚至协调宾馆床位，可谓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在广交会初创艰苦和“文革”特殊岁月里，他几度亲临、力挽狂澜，成就了广交会半个多世纪从未间断的传奇。
1965 年，广交会展会面积扩大到 4万平方米，首次设立工业馆，万吨水压机模型、解放牌汽车成为硬核展品，连周总理都亲自来指导布展，叮嘱“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工业化的决心”。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展会首次出现美国客商。多个方面数据显示，1957-1978 年，广交会累计出口额达 285 亿美元，相当于当时中国外汇存底的百分之70。在计划经济时代，广交会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极为罕见的国际窗口。它源源不断地为国家积累外汇，有力地支持了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同时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了中国的产品和经济实力，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
据1960年就进入广交会工作的老员工回忆，朱德同志非常关心广交会的发展，曾30多次视察参观广交会。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志1957-1990》记载，广交会在不同时期，还先后接待了、董必武、陈毅、贺龙、、、、、、、班禅·额尔德尼、阿沛·、赛福晋、谭震林、康克清、何香凝、、、万里、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
从“国家展台”到“全球市场”。半个多世纪以来, 无论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那样的非常年代, 还是在“非典”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广交会都从未中断, 这在国际会展历史上实属罕见。1978 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第 44 届广交会在对外贸易领域写下多个“首次”：
首次确立“以销定产”的外贸指导方针，首次试点补偿贸易模式，首次探索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等新型业务形态…… 这些突破性举措为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1994年春，第75届广交会出口成交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从1995年秋第78届广交会开始, 对欧盟地区的出口成交额首次取代港澳地区位居第一。
随着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广交会也迎来为期八年的高速变革期。这一阶段的展会创新节奏显著加快，从展览形式到业务范畴不断突破，各类改革举措令人目不暇接，成为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重要经贸窗口。
2020 年春，疫情让全球展会停摆，第 127 届广交会却在“云端”重启，2.5 万家企业、180 万件展品搬上线届均在线上开展，分别为期十天。
如今的广交会洋溢着浓郁的“未来感”：展会持续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致力于打造“永不落幕”的经贸平台。2025 年最新一届展会，传统展区的“科技焕新”尤为瞩目。新能源汽车馆中，比亚迪、蔚来等品牌将充电桩搬进展厅，直观展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完整生态；智能生活馆里，扫地机器人、翻译耳机等高科技产品成为焦点，标志着中国商品正从“性价比优势”向“技术创新优势”大步迈进，这既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也为全球消费的人带来更多优质选择，引领国际贸易产品结构的升级。
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1956年）是新中国首次举办的全国性出口商品展览，采用了“客户邀请-货源组织-展馆布置”的完整模式。在客户邀请方面，严格遵循国别政策，主要邀请港澳和新马的客户，同时邀请了少数的别的地方客户；在货源组织方面，积极与各地供货单位联系，确保展品质量和数量；在展馆布置方面，借鉴国外大型展览会的形式和国内传统城镇集市贸易的经验，设置了多个展区，展示了近万种出口商品。这种模式为后续广交会的举办提供了重要参考。
1950年代，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货物禁运，中国对外贸易面临严重困难。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1956年）的举办，为港澳和海外商人提供了了解中国出口商品的窗口，促进了港澳和海外贸易合作。展览会吸引了37个国家和地区的2736名客商到会，出口成交5380万美元，打破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为国家争取了更多的自由外汇。
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1956年）是中国对外贸易展览的一次“预演”，为首届广交会（1957年）积累了宝贵经验。展览会中的客户邀请、货源组织、展馆布置等模式，均被首届广交会借鉴。例如，首届广交会借鉴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的“客户邀请-货源组织-展馆布置”模式，邀请了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展示了更多种类的出口商品，成交额大幅增长。
建国初期，为发展经济和打破国际封锁，古大存同志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一方面组织提升广东工农业生产，一方面领导组织举办了多种展览会、交流会，特别是1956年作为筹备委员会主任，组织创办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这个“破冰之展”，为新中国对外贸易撕开第一道口子。
1.《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志1957-1990》，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
2.《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志1957-2001》，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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